我认为，为作家写传不能不提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，而且应当有写传者自己的看法。
不论是美国人还是非美国人，要为海明威写传，都离不开《海明威的生平故事》（1969）这本书，书的作者叫卡洛斯·贝克尔，生前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。海明威对于大学的文学教授向来是不大尊敬的，可是同贝克尔的关系不错。这里有个原因。1950年，贝克尔发表了一部评论海明威的专著《海明威：作为艺术家的作家》，海明威看了之后觉得还不错，但这本书销路不好，得到的评价也不高。这时，正逢海明威的败作《过河入林》（1950）发表后痛遭批评之时，于是海明威对贝克尔深表同情，写信给贝克尔说：“你得记住，你这部书和我上一本书发表之时，恰逢多数批评家认为我这个作家完蛋了的时候。”正因为有这个背景，所以贝克尔在海明威去世后向他遗孀玛丽提出要写海明威传记时，玛丽一口答应，同意他引用海明威的书信和其他私人材料。60年代初，海明威的许多亲友还健在，贝克尔通过调查、采访、核实，写成这部长达六百页的海明威传记。
三十年过去了，现在回过头来看看，这部传记有两点不足。一，正因为它要照顾到方方面面，某些事实叙述不准确；二，对于创作未加分析评论，只是把它当作海明威生平故事的一部分予以介绍。
从80年代后半期开始，北卡罗来纳大学的迈克尔·雷诺兹教授陆续发表多卷本的海明威评传，第一部《年轻的海明威》发表于1986年，最近的一部即第四部，《海明威在30年代》于l997年出版。写了四部，累计一千二百多页才写到30年代，可见此书规模之大。这部评传记述海明威的生平也很详尽，主要不同在于对海明威的作品作了分析介绍，包括海明威一些重要作品发表时的反应。这就不是一部传记，而是一部有分量的评传。
我这本小小的评传基本上与雷诺兹评传写法相似，有生平故事，也有对作品的分析和评论。因为篇幅少，又是中国人写的，与美国学者的写法自有不同。
首先，生平故事只能拣重要的写，我没有条件把海明威传奇般的一生写得那么详细。其次，我记叙的生平故事分两处来写。正文写的是与创作有关的生平部分，或一些最重要的事迹。为避免正文枝蔓横生，把另一些重要的事迹放到《生平与创作大事记》里去交代。
在介绍海明威生平事迹时，我尽量运用第一手材料，主要是他的书信和回忆录。关于他的家庭生活，则参看他的弟弟、儿子和玛丽的回忆文字。关于在巴黎的一段生活，有他自己写的《不固定的圣节》；晚年生活，有玛丽写的《想当年》。贝克尔和雷诺兹两位传记家也是从这些材料中梳理出传主事迹的，我又何必转述他们的说法呢？不过，有个别目前还不能确定的事实，只好存疑，如1941年海明威访问中国时在香港会见的是宋庆龄还是宋霭龄的问题，贝克尔一口咬定是宋庆龄，还转述了海明威对宋庆龄的评价，有许多传记也都跟着贝克尔这样说，但后来有中国学者出来纠正，说海明威会见的是宋霭龄。像这种问题，本书只好把两种说法都摆出来，留待将来史家去证实。
我认为，作家的活动主要是创作，所以为他们写传不能不提创作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，而且应当有写传者自己的看法。这看法的根据就是传主的作品———最现成的第一手资料。本书作者在评述海明威创作时力求提出自己的看法，避免人云亦云的“追尾”现象。例如，历来认为海明威的创作受斯泰因的影响较大，有的评论家还把他俩列为一派。我认为，海明威在巴黎学艺期间的确与斯泰因来往很多，也主动求教过她，但当时对他创作影响更大、甚至影响到后来创作的是诗人埃兹拉·庞德。海明威虽然同这位意象主义的大师交往时间不长，但庞德对艺术“精确”的要求，劝海明威修改文稿时要注意“创造”以及写象征如何往实里写等艺术主张，完全吻合海明威的创作路子。海明威要求自己具体、具体再具体，躲避抽象与模糊，状难写之情如在眼前，极少用形容词等技法，与意象主义者对诗歌的要求极为相似。这一切，我以为可从海明威在巴黎写的短篇作品中得到证实。
当然，评论创作与写生平事迹不同，写生平事迹有一个准不准确、是或非的问题，而评论创作则各有各的看法。像我上面举的那个例子，以及本书对海明威作品的褒贬，读者完全可以有不同的看法，可以提出来讨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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